中华文化的总体特点可用一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“和”。“和”的精神不但在时间上与中华文化同生共长，而且在空间上渗透和体现于中华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。“和”就像中华文化的“基因”，制约着和规范着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的基本风貌。

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姆渡出土的一个纺硾上，就已出现了“太极”的图形，大概明以后逐渐形成为现在流行的标准的《太极图》。

《太极图》的美有五大特点：

一、它是圆形的美，曲线的美，与西方以十字架和黄金律为代表的直线的美、长方形的美不同。

二、它是均衡的美、对称的美，黑白两鱼，均衡对称的构成一个“和谐”的大圆。

三、它是阴阳中和的美，白色代表着阳刚方面，黑色隐喻着阴柔的方面，阳刚与阴柔相交相融，共同构成互生互动的“中和”之美。

四、它是一种范本式的美，美得不能再美的美，《太极图》中间的反“S”线，是一条“恰到好处”美得不能再美的曲线。任何的一点移动，都会破坏它均衡对称的中和美。

五、它是动中有静的美，阴阳二鱼似在一个大圆中永恒地旋转，但旋转中又保持着一种宁静，总之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和之美，和谐之美。

《太极图》的中和之美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，与中华先人美的观念是一致的，是中华先人艺术和美的理想的体现。《尚书》保存了一些可信的有关我国远古时代的文献，其中在《舜典》中就已有“和”与“乐舞”关系的资料：“帝曰：夔！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夔曰：于！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”帝指虞舜，夔是舜时的乐官，舜命他教育胄子的乐舞，已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是乐与诗舞结合在一起的，是诗、乐、舞三种艺术元素的和谐体。

第二、这种诗乐是抒发人的主体“情志”的，“诗言志”是中华先人对艺术的最早规定。

第三、这种“言志”的诗乐舞，又遵循着“和”的原则，它坦直而温和，宽容而严厉，刚威而不虐，简慢而不傲，体现于其中的正是“执两用中”，不走极瑞，不过分又无不及的精神。

第四，“八音”是指用石、竹、皮、陶、骨等八种质料制成的乐器，“八音克谐”，八种乐器合奏的非常协调，非常有序，达到和谐的境地。

第五，用这种和谐的诗乐舞干什么呢？“神人以和”，是用来调节和促进神与人的和谐的。

远古时代是一个巫术文化盛行的时代，我们的先人认为神主宰着人们的安全、幸福和命运，因此用诗乐舞来谐和神与人的关系，以祈求神的保护与赐福，这是乐诗舞和谐社会的功能。从诗乐舞的和谐内涵、协调建构到和谐神人的艺术功能，都贯串着“和”的观念，都与“和”有着内在的关联。

在春秋期间的“和同之辩”中，史伯明确提出“以他平他谓之和”的观念，并以此认为“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”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史伯认为音乐产生于“和”，“和六律以聪耳”，“声一无听”，单一的声音是不能构成动听的音乐的。晏子也从五味讲到五声，他说：“声亦如味，一气、二体、三类、四物、五声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风、九歌，以相成也；清浊、大小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、以相济也。君子听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。

故《诗》曰‘德音不瑕’。……若琴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，同之不可也如是”（《左侍昭君二十年》）在这里把“以他平他”的关系，进一步发展为音乐中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济的两种谐和关系，同时又把音乐的功能，从和谐神人发展到培育和谐人格，使“君子听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”。

孔子承继了这一思想，他所说的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和“温柔敦厚”、“文质彬彬”，也正是弘扬了“和”的精神。他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的《乐论》，则直接把“乐”与“和”看作一体，公孙尼子说：“乐统同，礼辩异”又说，“礼辩异，乐敦和”（《乐记·乐情》）乐的本质就是和谐，这说的再清楚不过了。他还进一步从社会功能的维度阐释“乐”为“和”的思想。他说：“礼仪立，则贵贱等矣；乐文同，则上下和矣”，他把这种“和”扩展到家族、乡里、社会等级、君臣上下等人与人关系的各个层面。

汉代董仲舒更直接把“美”与“和”联结起来，他说：“中者，天之用也，和者，天之功也。举天地之道，而美于和”（《春秋繁露·天地阴阳》）；又说“故人气调和，而天地之化美”（《春秋繁露·天地阴阳》），很明显董仲舒把“美”看作是天、地、人的和谐，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，这就把美是和谐的思想，扩展到整个宇宙自然和人文社会，几乎是无所不包了。到魏晋南北朝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进一步把“和”与广义的“文”统一起来。他认为在广义的“文”中，心与物、神与象、情与理、声律与比兴、情思与文采是一个和谐的整体，“文”是和谐可以说是代表了隋唐之前我国古典和谐艺术美的理想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中说“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”，所谓“折衷”正是“执两用中”的中和思想的鲜明表述，“中和”的思想贯串于整个《文心雕龙》。总之中和之美是古代艺术和审美所追求的主导理想。

那么，这种中和之美或古典谐美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呢，我认为有五点最重要：

首先，它是一个关系范畴，是构成一个事物美的多种元素的关系状态，特别是其结构关系的形态；

其二、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均衡对称、协调融通、次第有序、多样统一的一种和谐状态；

第三，在这一和谐体多种元素中，人的主体性始终居主导地位。以人为本，是中华文化和谐传统的根本精神，是和谐美的主导因素。中华文化倡导“天人合一”，在天人关系中，“人”是主要的。《礼记·中庸》讲由人及天，董仲舒也一方面讲“人之本于天，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”（《春秋繁露·为人者天》），另一方面又讲“人之超然万物之上，而最为天下贵也。人，下长万物，上参天地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数》）。人可以“参天地”，甚至主宰着天意，天意必须符合民意，代表民意。天与人的关系，蕴含着主体与客体、感性与理性、自然与人文、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关系，以人为本，也就是在和谐美中，以主体、理性、人文、合目的为主导。

第四、以人为本所达到的多样元素的融合，是一种物我两忘，物我合一的境界，庄子讲的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“庄周梦蝶”表现的“不知何者为蝶，何者为庄周”，朱熹讲的“自中节”，都是讲的这种和谐美的境界。

第五、和谐美不但体现客观规律的“真”，合目的的“善”，还要超越合规律的真与合目的的“善”。“真”是必然的、有限的、相对的，“善”是应然的、有意的、不自由的，超越“有限”、“相对”和“必然”，又超越“有意”、“应然”，才能升华到和谐美自由的境界。《诗经·文王》讲的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，最早的讲到了这种境界。“不识不知”，并不是蒙昩无文，而是指一种超越“必然”、超越“应然”，而又暗合规律的、目的的审美自由的状态。孔子讲的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也是这种境界。“从心所欲”就是超越“有意”、“应然”的无目的，所谓不逾矩，就是符合着“真”的规律和道德的“善”。孔子在这里把人生与审美结合起来，把人生境界提升到审美自由的境界。庄子讲的“忘我”、“无物”的“逍遥游”的境界，当然更是一种审美自由的境界。

这种以和谐美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境界，充分展现了中华美学的根本精神和独特风采，这与西方以真为美的最高理想，形成了巨大的差异。西方自古希腊美学开始，就把美与真结合在一起，柏拉图认为达到最高真理的“理式”就达到了最高的美。黑格尔是近代西方美学的高峰和集中代表者，他把美归于“理念的感性显现”，使其处于绝对精神的最低阶段，他认为只有经过宗教，到哲学以“无限”的“理性”形式，把握无限的理性内容时，才达到最高真理，真是远远地高于美的。可以说西方的美学，以真为美，追求最高的真理，是美的最高理想，这与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是大异其趣的。以中和之美或古典和谐美为主导理想的中华美学，可以称之为是中和美学或和谐美学，“太极图”的美作为中和之美或和谐之美的典型体现，自然可以成为中华美学、中华文化最鲜明的表征，因而，中华美学也可以称之为“太极美学”，中华文化亦可以称之为“太极文化”。